琉璃蜻蜓眼在古代的用法

收集了一点蜻蜓眼资料和蜻蜓眼的用法，嵌玉镶琉璃镜，传洛阳金村出土，哈佛大学博物馆藏。

包金镶玉琉璃银带钩

河南辉县固围村5号战国墓出土
此件带钩的主体用白银铸造，并经镏金处理。表面铸出浮雕式的兽首和长尾鸟作为主题纹饰，兽首分别位于钩身的前后两端，作对称的背向排列。一端形似牛首，另一端从兽首上还延伸出如鸭首或称为鸿雁首的弯钩，此钩特以白玉制成。长尾鸟居钩身的左右两侧，也作对称排列，体形修长呈S形盘旋。尾部分翎，有人或以为此是鹦鹉与夔龙缠绕。带钩的背上有三块谷纹白玉玦，非常醒目，两端的玦中心还各嵌一琉璃珠。

这件包金镶玉琉璃银带钩采用粗细、扁圆等不同造型线，互相穿插盘绕，造成一种繁缛精细的风格。局部凿饰小点，并以黑漆勾线点晴，在层次上拉开距离，显得色彩丰富，结构玲珑剔透。三块谷纹白玉玦和玉质鸟首弯钩的使用，获得一种材质上的对比变化，而玉质光洁的感觉又与长尾鸟、夔龙的盘旋缠绕形成对比，使装饰疏密有序，丰富了带钩的艺术表现力。再加镏金工艺，倍添此器富丽华贵的效果。凡此种种又与带钩整体的S形造型线相统一，丝丝入扣。

大英博物馆的
带钩
璀璨晶莹

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西方学者多半都认为古代的中国没有生产玻璃的技术，并推断许多出土的玻璃器皿都来自埃及、伊朗等地。从中国的古代典籍中寻找玻璃的影子，也可以屡屡发现玻璃由西域传入的情况。如《魏略》中有“大秦国（即罗马帝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琉璃”。《魏书》中还有：“波斯（即伊朗）出金瑜石、珊瑚、琥珀、东渠、玛瑙、多大珍珠、颇黎、琉璃。”更有西晋文学家潘尼留下了《琉璃碗赋》，其中盛赞“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而远来的玻璃盛器明澈精美，“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

1929年的某一天，在中国河南传教的怀特先生（Winter.W .C）有了重大发现。他闲逛集市时收购了一些质朴而华美的琉璃珠。这位基督教司教早年曾任教于多伦多大学的考古学系，他直觉这些珠子来历非同寻常，并锲而不舍地找到了出土它们的洛阳金村。后来，通过同位素检测等科学手段，几位玻璃专家发现怀特找到的玻璃珠属于战国时代，里面含有大量的铅、钡，完全不同于同一时期的西亚玻璃。如玻璃起源的传说所述，西亚的玻璃制作时需要大量的钠，属于钠钙玻璃。他们回顾玻璃史并根据玻璃的成分演进分析，西方的玻璃含铅量微乎其微，而高钡玻璃更是在19世纪才出现。于是，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玻璃珠当属中国本土制造。

中国制作玻璃的启蒙时期可以推算到春秋末战国初那个烽火连天的时代，大约比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第一块玻璃晚上整整2500年。河南辉县玻璃阁出土的吴王夫差剑上镶嵌有3片玻璃，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镶有2片玻璃，它们差不多是中国现在已经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玻璃了。难以想像的是，这5片玻璃几乎见证了整个吴越春秋。

古代的中国人嗜玉如命，有专家分析他们在玻璃中加入铅和钡，是为了降低玻璃的熔点，并且增加其混浊度和光泽，使其外观上看起来更加像玉。也有一说认为玻璃是中国乞求长生不老时大兴炼丹术的副产品。因为炼丹炉温度高，而且里面有铅，所以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有载：“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

在古代中国一直担当着贵族标志的玻璃中，有一些舶来品，也有一些纯属“中国制造”，但是，玻璃中加入铅和钡之后，易碎的它变得更加易碎了。大概因为很难制造而且容易失却，玻璃在那些时代一直是显贵和奢侈的代名词。想那勾践、夫差都是一方王者，其名剑上镶配的就是玻璃，玻璃该有何等尊贵！

真是不好找哦
琉璃的资料
港台书中查到的

楚国女子的饰品

巢湖北山头一号墓金箍水晶扣嵌玉镶料漆壶
該漆罐通腹部被一條寬度為2厘米的條形黃金帶所環繞，鑲嵌裝飾以金帶為中線沿罐體上、下對稱展開，金帶上鑲有8顆料珠，緊挨著金帶是16塊青玉雕成的桃形鳳紋牌飾，玉牌造型相同，但上面8塊和下面8塊的紋飾卻有區別。和玉牌尖端相對應的上、下罐體上分別有8個料珠，罐體上半部分，料珠之間是6塊桃形料器牌飾，另外還有兩個左右對稱的玉質活環鋪首，與其相對的下半部分是8塊桃形料器牌飾。桃形料器牌飾緊靠在罐肩部和下腹部鑲包的銀環上，每個銀環鑲嵌有8顆料珠。漆罐的頸部和圈足上套有環形水晶圈，水晶圈內側刻有鳥紋並且描金。漆罐通體彩繪，可惜由於木胎腐爛成海棉狀，漆層收縮很難看清。